当生命悬于意识的边缘，科学与伦理的边界变得模糊。

三十年来，比利时神经学家史蒂文·洛雷（StevenLaureys）教授始终站在这个交叉点上。StevenLaureys作为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意识研究学会（ASSC）主席、昏迷和意识障碍全球联盟和欧洲联盟发起人和主席，还担任国际脑损伤协会和人类脑计划的委员和发言人。他同时也是是国际上意识障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比利时昏迷科学团队的创始人，担任梵蒂冈教皇科学院、美国国会、比利时公共卫生部等科学顾问。

前不久，心智观察所获悉StevenLaureys教授加盟杭州师范大学并担任担任基础医学院教授，借此机会与他展开了一场深度交谈。

[对话/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心智观察所：Laureys教授您好，很高兴有这样一次对话机会。您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意识科学的探索，请问是什么契机或者有什么触发点让您投身于这项研究？最初的学术志向是什么？

StevenLaureys：我从小就知道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然后我选择了神经科，因为这是我们理解最少的领域——大脑的运作机制。大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青少年时代我就在思考我们如何解释外部宇宙，所以我很高兴现在能继续这份热情，那就是理解科学最大的谜团之一：我们的思想、感知和情感。这个过程中，对于我来说很难说有某个决定性的时刻或者触发点。

作为一名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神经科医生，面对昏迷患者，我确实感到挫败。有很多患者让我感到不安，我们之前经常说他们是无意识的，但意识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体验。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临床能力非常有限，无法测量他们是否能感受到疼痛或愉悦，是否能听到母亲的声音。

杭州师范大学举办浙江-比利时意识障碍联合实验室揭牌活动暨第十三届中比意识与意识障碍学术会议，StevenLaureys教授在现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功能成像技术出现，当时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后来有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以我很高兴能挑战当时的主流教条式理念——认为这些患者都没有任何意识。确实有很多患者让我惊讶于他们拥有思想和感受的能力，其中一些人出乎意料地康复了。所以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时刻，但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所说，你是在事后把这些点连接起来。

这是一条科学好奇心和临床挫败感交织的轨迹，试图捕捉那些无法测量的东西——我自己脑海中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些在我面前的患者脑海中发生的事情。

心智观察所：您说之前有了机会挑战主流教条，可否分享一下您认为过去20年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突破有哪些吗？

StevenLaureys：我认为我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是临床层面。我在比利时创立的昏迷科学研究小组，以及我们与中国团队的持续合作，首先纠正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将意识视为二元的。过去的问题是“患者是否有意识”？而我们证明意识不是非黑即白的，甚至不是五十度灰，而是多维度的，如同彩虹的所有色彩。我们帮助以更加分级、精细的方式定义意识，包括意识水平与意识内容，以及外部感觉意识与内部自我意识。

第二是术语革新与技术突破。观察这些不同组成部分的神经网络，使用神经成像，并将这些知识转化到临床，帮助减少诊断的不确定性。现在随着越来越大的数据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也在不断减少患者预后的不确定性。通过对昏迷恢复机制的更好理解——我们过去称之为“植物状态”，现在不再使用这个术语了，改称“无反应觉醒综合征”——来理解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严重脑外伤、脑出血或心脏骤停后的适应能力，并找到神经可塑性的生物标志物。更好的机制理解确实带来了新的治疗发展。在治疗层面，我们发展了重复经颅磁刺激、无创电刺激等神经调控手段。

我们与北京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证明最新技术确实可以改善神经康复。

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想象打网球”范式。这项发表在《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一位被诊断为植物状态的患者来到我的实验室，我们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证明他实际上能够听到、理解，并按照我们的要求在脑中进行想象活动。我们仅通过观察大脑活动就能与他交流，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昏迷患者的认识——过去我们认为他们只是在等待死亡，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

仅仅通过观察大脑活动，我们能够证明他实际上听到了、理解了，甚至可以做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将继续使用脑机接口，并且测量脑电图，真的可以解码并与一些患者交流，并通过我提到的神经调控改善他们的能力。利用机器人技术我们现在可以让瘫痪的人穿着外骨骼行走。这真的很棒。

过去对昏迷患者的看法是他们的意识轨迹很有限——要么走向脑死亡然后死亡，要么快速康复，要么醒来但只有反射动作，我们称之为植物状态——我们以为他们只是在等待死亡。现在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有所有这些不同的等级和不同类型的意识障碍都有不同的意识轨迹。也许我们害怕给家属虚假的希望，结果却制造了虚假的绝望，金沙电玩城app下载产生了治疗虚无主义。我们以为对这些患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现在这些正在改变。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许多曾遭受过脑外伤和交通事故，他们可以从这种治疗中收益。我们的使命是现在将这些转化为临床指南，就像我们为欧洲和美洲所做的那样。现在我们正在制定相关的中国临床指南，帮助医院更好地照顾患者。此外，我们也与很多中国工业界的伙伴合作，因为我们需要好的机器和设备，需要新的技术来对患者的大脑进行测量。

心智观察所：有关脑机接口技术，我们距离真正将这种技术部署到临床，还有多远？

StevenLaureys：这取决于具体应用领域。在感觉输入端，人工耳蜗已常规帮助聋人恢复听力，视网膜植入物可以帮助部分失明者。在运动输出端，我们可以帮助瘫痪者重新行走。

在输出端，我们可以帮助瘫痪的人重新行走。但当涉及到帮助昏迷后有严重认知智力障碍的人，以及痴呆症患者时，我们对思想神经编码的理解仍然有限，对有意识思想的理解、主观感受的理解仍然有限。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太过傲慢。

我们可以使用脑机接口来解码并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说，向患者提问，教患者说是或否，或拼写字母是可以的。但若想真正读取患者头脑中的思想，这就有点像科幻小说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使用它，即不能把你的头脑放进一台机器里精确地读取你的思想，如果你在说谎或者你不想配合，这是很难发现的。因为我们目前还不完全理解意识的神经编码，这是科学最大的谜团之一。但技术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努力地进行临床应用。

我需要强调的是，我的使命是用这些技术帮助疾病患者，而非追求某些人所期望的“人类2.0”或超人类主义——让大脑拥有更多记忆或更快的处理速度。那不是我的方向。

心智观察所：目前AI这个概念特别火，它对您目前的研究工作有哪些具体的促进作用？

StevenLaureys：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研究中已应用多年，我们发表了大量使用机器学习的论文。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拥有超过十亿人口，可以构建大型队列研究。我在杭州的使命之一，就是与欧洲、北美的实验室一起创建最大的数据集，最大化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

以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为例，我们有数百次扫描数据，肉眼无法识别任何模式，必须依靠复杂的建模和统计分析才能揭示其中规律。人工智能让这一切变得可行，使我们成为更好的医生和护理者，加速科学进步。

心智观察所：您的研究涉及医学与哲学伦理的交叉，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一个敏感区域。您对此有何看法？

StevenLaureys：使用最新科学理解来改善医学决策的伦理维度至关重要。当诊断不够确立、预后不够明确时，你无法做出正确的医疗决定。

通过我们所说的“一周评估”，患者来到杭州等中心接受PET成像、MRI、高密度脑电图和神经调控评估。所有结果综合起来，帮助临床医生做出更好的决策。

这是双向的。一方面，当脑部扫描显示比床边观察更多的活动时，患者应接受更密集的康复治疗；另一方面，当结果非常糟糕时，我们也需要与家属分享，帮助他们接受现实——尽管尽了一切努力，但无法挽回。

在生命终末问题上，包括安乐死和停止生命维持治疗，这些是非常复杂的议题。我希望中国的读者思考，当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想要什么？每天都有交通事故、脑外伤、心脏骤停发生，我们都会面临死亡。我建议所有中国公民思考并制定生前遗嘱，指定一个信任的代理人，在自己无法表达时与医疗团队沟通价值观和意愿。其中宗教也发挥一些作用，比如如果你是佛教徒，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在比利时与卫生部合作，建立了大型数据库，追踪所有从重症监护室存活但无法交流的患者的康复轨迹。这帮助我们更合理地分配医疗资源，在患者有康复潜力时加强康复治疗，同时帮助家属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做出理性的、基于证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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