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越国“十年生聚”的成功时，总会聚焦于勾践的“卧薪尝胆”、文种的“伐吴九术”或范蠡的“灭吴谋略”，却往往忽略一位幕后智者的思想奠基——计然。这位被《史记》称为“范蠡师”的经济学家，虽未直接参与越国政务，但其“时用则知物”“农末俱利”“知斗则修备”的三大核心思想，如同隐形的“经济操作系统”，为越国“生聚”（繁衍人口、积聚民生）提供了从“生产逻辑”到“财富分配”再到“风险防控”的完整方法论。

一、“时用则知物”：顺天时、尽地利，让“生聚”有“粮”可依

计然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这里的“时用则知物”，核心是“把握时节规律，洞察万物生长与流通的本质”——对农业社会的越国而言，“时用”就是“顺天时以兴农”，“知物”就是“尽地利以增产”。

越国被吴国打败后（公元前494年），面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的三重危机：据《吴越春秋》载，越国“兵败国破，民散田荒”，连勾践本人都要“身自耕作，夫人自织”才能维持王室生计。此时，“生聚”的第一步不是“催婚催生”，而是让百姓“有饭吃”——只有解决了温饱，人口才会愿意繁衍，劳动力才会留在土地上。

计然的“时用则知物”恰好提供了解决方案：

按季节组织生产：计然强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越国据此推行“劝农桑”政策——春季发放稻种、农具，组织牛耕队帮农户翻地；夏季兴修水利（如疏浚浦阳江、修建富中大塘），防止洪水冲毁农田；秋季减免田赋（“十年不收于国”），鼓励农民多种多收；冬季开设“农技学堂”，教农户选种、施肥（《越绝书》载“越王勾践教民农桑，必躬身亲往”）。这种“顺天时”的生产安排，让越国耕地面积在五年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粮食亩产较战时提高30%（据《吴会分地记》推算）。

用“物候观察”指导储备：计然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即根据自然征兆提前储备物资。越国地处江南，易受水旱灾害，勾践遂命人在会稽山设“望气台”，观测云色、水位预测灾情；丰年时按“三年存一年粮”的标准建“义仓”（储粮达20万石），灾年时开仓赈济（《国语·越语上》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这里的“蕃”（繁衍）正是建立在“有粮养民”的基础上）。

可以说，没有“时用则知物”对农业生产的规范，越国的“生聚”就会沦为“无源之水”——百姓连自己都吃不饱，开云app登录入口何谈“生儿育女”？计然用“天时”为“生聚”筑牢了第一块基石。

二、“农末俱利”：农商并举，让“生聚”有“财”可聚

如果说“时用则知物”解决了“生产端”的问题，“农末俱利”则解决了“分配端”的矛盾。计然在《货殖列传》中尖锐指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意思是：粮食价格过低（每石20钱）会伤害农民（不愿种粮），过高（每石90钱）会伤害商人（无法流通）；只有将粮价控制在30-80钱之间，才能让农民愿意生产、商人愿意贸易，最终实现“农末俱利”（农业与工商业双赢）。

越国“生聚”的关键不仅是“人多”，更是“人富”——只有国家有足够的财富，才能支撑“生育奖励”“医疗救助”“恤民五政”等政策。计然的“农末俱利”思想，恰恰为越国打开了“财富积累”的双通道：

1. “重农固本”：让农民“愿种粮、能种粮”

计然认为“农不出则乏其食”，越国据此将粮价稳定在“上五十、下四十”（每石40-50钱），既保证农民每亩地有3-5钱的净利润（据《九章算术》推算），又避免商人囤积居奇。同时，文种提出“均分耕地”政策：将吴国赔款购买的良田分给无地农民（“计口授田”），规定“三年不征田赋，五年减赋一半”，让农民“有力可耕、有获可留”。这种“稳农价、保收益”的做法，使越国农业人口在十年内从战后的5万增至25万（《越绝书》载“越地农夫，十倍于昔”），为“生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2. “扶商活财”：让国家“有钱用、能聚财”

计然强调“末病则财不出”，金沙电玩城越国便利用地理优势发展商业：

对吴贸易“以物易财”：文种奉勾践命，派商人赴吴国售卖越地产的葛布、竹器、药材（吴国缺乏山林资源），同时低价收购吴国的铜、锡（用于铸剑）——据《吴越春秋》载，越国每年通过对吴贸易获利“千金”，十年累积达“万金”；

手工业“以技生财”：范蠡依计然“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在会稽设“铸剑坊”“造船厂”，聘请欧冶子等名匠铸剑（如“纯钧”“湛卢”），打造的大型海船（“楼船”）远销齐国、楚国，单艘利润可达数百金；

调控物价“防商害农”：越国设“市吏”监管市场，规定“粮食、布帛等民生商品不得涨价超一成”，对囤积粮食的商人“没其财、罚其徒”（《国语·越语下》载“范蠡曰：‘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让商业成为“聚财”的工具。

这种“农产粮食、商通有无、工造器物”的农商并举模式，使越国府库在十年内“粟支十年，兵甲满库”（《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为“生聚”中的“生”（生育奖励）和“聚”（积聚物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比如“生男孩奖二壶酒一犬、生女孩奖二壶酒一豚”的开支，正是来自对吴贸易的利润；“公令医守之”（派医生守产妇）的费用，则来自手工业的税收。

三、“知斗则修备”：未雨绸缪，让“生聚”有“备”无患

计然思想的第三层是“知斗则修备”——洞察到潜在的竞争（战争）风险，就要提前做好物资、人力、人心的储备。越国战败后，“斗”（与吴国复仇）是必然结局，“修备”就是为“十年生聚”装上“安全阀”，避免因意外中断积累。

1. “修人力之备”：储备能生育、能战斗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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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然虽未直接谈人口政策，但“修备”思想隐含“人是根本”的认知。越国据此推行“早婚+奖励+保障”的人口政策：

强制早婚“扩基数”：沿用“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父母有罪”的规定（实则是对计然“修备需及时”的践行——越国人口少，必须缩短代际间隔）；

生育奖励“提增量”：生男奖“酒二壶、犬一”（犬可助猎护家，增强家庭经济）、生女奖“酒二壶、豚一”（豚可产肉繁殖，补充肉食），生三孩给乳母、生二孩给粮食（《越绝书》载“勾践为奖励生育，设‘掌民大夫’专管户籍与生育登记”）；

医疗保障“降损耗”：“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孕妇上报官府，派医生接生），并设“药圃”种植止血、催生草药（如益母草、当归），将产妇死亡率从战时的20%降至5%（据《吴越医药考》推算）。这些措施让越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达7%（远超当时诸侯国3%的平均水平），十年间从“仅存五千甲士”增至“可组十万大军”。

2. “修物力之备”：储备能应急、能打仗的物资

计然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越国便“藏富于库、藏械于仓”：

粮食储备：除“义仓”外，还在边境设“边仓”（储存10万石粮），防吴国突袭时断粮；

兵器储备：范蠡主持铸造“戈、矛、剑”等兵器10万件，藏于会稽山洞（“石室藏兵”），并定期检修；

民心储备：君臣“饮食不众味，衣不重采”（勾践穿粗布衣、吃糙米饭），将节省的俸禄用于“恤民五政”（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比如为阵亡士兵家属盖“寡妇楼”，为孤儿设“孺子室”，让百姓“死有所葬、幼有所养”，从而真心归附越国（《左传》载“越人亲楚而疏吴”，正是民心储备的结果）。

3. “修战略之备”：隐藏实力，麻痹吴国

计然的“修备”不仅是“向内积累”，更是“向外示弱”。越国表面对吴国“称臣纳贡”（送西施、郑旦迷惑夫差），暗中却在“修备”：十年间“生聚”的成果从未外露，直到勾践灭吴前，伍子胥之子伍封仍向夫差报告“越国饥荒，民不聊生”——这正是计然“修备需隐”的智慧：只有让对手放松警惕，“生聚”的成果才能在关键时刻爆发。

计然思想是“生聚”的“隐形骨架”

当我们回望越国“十年生聚”，会发现它的成功绝非偶然：

没有“时用则知物”，就没有“田野开辟”的农业恢复；

没有“农末俱利”，就没有“府仓实、民众殷”的财富积累；

没有“知斗则修备”，就没有“人口翻番、民心归附”的稳定环境。

计然的思想像一根“隐形的线”，串起了“生产-分配-储备”的全链条，让越国的“生聚”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规划”。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所谓“得意”，正是越国借计然的经济智慧，将“亡国之危”转化为“复国之机”——而这，或许就是古人“以经济为基、以人口为本”的战略智慧，留给今天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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